就在刚刚，我读到马尔克斯在波哥大亲眼所见，所闻由当时哥伦比亚动荡的局势所引发的校园起义，我突然对初中阶段的一次经历很是好奇，决定在这里记述一番。当时作为插班生，又不是城市人口，就像爸爸托亲戚替我转学一般，我战战兢兢地就读在那所城市中学。我仿佛带着全家人的希望，而我那时明知我会搞砸，因为初来城市的种种诱惑，我有很多家里人不知道的秘密，和以补习为借口，与新朋友们虚度时光的时候。但是顶着家人的期望，我也在某些课上尽力而为，比如英语，以至于在作为插班生不到一周的时间被英语老师选为课代表,也就是替她干些杂活，她也不用付费给我，对外就说我很刻苦，值得被她信任。现在看来，正是这种教育体制，让成年的我们一直渴望被外界认可，当时的课代表，被我看作是荣誉。不巧的是，在这之后的语文课上，语文老师也想让我做语文课代表，我至今还记得同班同学的哄堂大笑，语文老师一脸诧异，“她已经是英语课代表了”,其他同学大声说道，我当时胆小害羞又自卑，恨不得找个缝钻进去。也是因为这两次小事件，班上同学都觉得我学习应该会很好，可是当时刚进城，我早被各种言情小说和非主流的杂志所吸引。它们占用了大多校园时间，我的成绩中游偏上，就像我当时穿衣服的尺码，永远M一样。学校对面的租书屋，里边一直坐着看店的女人， 这些都是我能想起的，秋天里，带着手套帽子去租书的画面。我当时不是很喜欢我的语文老师，她让我有种我和她出处很像的感觉，而且她讲一口流利的方言版普通话，现在想来应该是她不够“城市”的人物形象和我很相似。我至今都对她怀有歉意，因为那次“起义”经历，她丢掉了教高年级语文的工作，而且在整个年级声名狼藉，被区教育局停职。我现在可以理解她，是因为没有收入的成年人，当时日子应该不是很好过。“起义”的原因是这位老师想要严格要求我们，非得让我们提前到校，在本属于英语的早自习之前再读二十分钟语文，理由是我们的英语成绩比其他科目都好。当时的我们只是不想有额外的学习任务，而从另一个的角度去思考，这也是语文老师亡羊补牢，自负心的体现，就像部门业绩不好，部门领导还非得和其他部门争高低，最后丢失部门所有”羊”。我们这群“羊”，合伙拟状告书一份，还模仿就我们所知的那点可怜的民主举措，签字画押。那份状告书我至今还记得,将语文老师如何如何加大我们学习负担，语文作业多到我们没时间去顾其他学科–其实很多也有言过其实的成分在–写在有红线格子的A4信纸。因为英语科目是直接被语文科目威胁到的学科，所以作为英语课代表的我被推举要去送这份状告书，而且是略过级主任，直接上交到校长办公室。我只记得在去校长办公室的楼道里，我嗅到了严肃和冰冷的气息，我害怕到要死，总感觉这个爸爸托亲戚得到的学习的机会就要丢掉，主要是校长办公室楼道里的气息和当时我在教育局，挪着不确定的步伐，奔跑在爸爸和姑父身后去办理入学手续的气息一模一样。故事的开头和结尾也许一样，我头皮发麻。幸亏一起来的女孩胆子比较大，我们在校长办公室到底交谈了什么我已经忘记，只记得耗时不长，放下便出来了。之后全班同学屏住呼吸在等待令人满意的处理方案，迎来的却是班主任一顿批评。至今还记得他那严肃的申请，仿佛我们犯下十恶不赦的大罪过。从他那里我们得知，语文老师被停职，也许她的人生就此改变，也许在事态平息之后继续当老师，结局不了而而，我们当中渐渐没有人再去讨论她。新的语文老师是温和的，幽默的，任由我们的语文成绩恣意生长，也是因为她，我们班上的很多人多背了几篇古文，也开始没有负担地喜欢语文。而她对我的影响应该几乎为零，但我很喜欢她。
我们是勇敢的，也是幼稚的，勇敢是因为我们至少去争取了属于我们的权利，幼稚的是想改变一种体制。在这个求学途中的小插曲之后，就没有让人这么惊心动魄的经历了。之后遇到的，包括自己的行为，都是顺应，甚至是在超越我们底线的时候。我们一起的初中时代，那是一个集体感导向正确的时代。共同利益也可以是由同学私下讨论定义，然后共同商议如何实现它们，而非长篇大论完全被书本和媒体定义，只需要被人们无条件服从。